在诗中体验生命

中国才华的一条感觉神经，是由诗构成的。对楚辞、唐诗、宋词浑无感觉，似乎是白当了一回中国人。因为在这个民族引为自豪的诗词绝唱中，存在着对生命的细吟味和真感觉。

古希腊的荷马可谓伟大矣，他的史诗写了那么惊心动魄的战争奇观和旅人历险。但拿他与屈原相比，总觉得在那些热烈的外射的场面中，缺乏屈原的《离骚》那种深度的生命感觉与精神探寻。因此在一部完整的人类诗史上，屈原与荷马应该视为“双璧”，他们所创造的，一者为心灵史诗，一者为英雄史诗。

写心灵难于写故事，它要把内在的生命感觉通过隐喻的手段，投射到外在事物上，形成对应交感的关系。大概长江流域的楚国是一个花草繁茂之地吧，《离骚》多用芳花香卉之喻，比如这一句：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木兰花是上翘的，哪来的“坠露”？菊花直到枯萎还依附在枝头，哪来的“落英”？而且一早一晚，又怎能饮到吃到春兰之露和秋菊之花？在这里出现了时空错综，以及物象变形。

诗不同于散文和顺口溜之类，它以灵感的强力，击碎了散文的文从字顺的思路，于不“从”不“顺”中显示精神的骚动和生命的热度。屈原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敏感的诗人，受到奸邪之辈造谣中伤和楚王的疏远流放，感到事业的挫折和精神的失落，感到时间流逝对生命造成的压迫：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！”因而他借用木兰秋菊这类自然现象的变形处理，来隐喻自己朝夕追求的崇高与纯洁的失落无凭。在这种追求与失落的生命体验中，连无知的草木也为之变形和动容了。

这两句诗以其独特的魅力，使后世的诗人也为之动容。有一则“三言二拍”故事为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，说宋朝的丞相王安石写了两句诗：“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满地金。”被恃才傲世的苏东坡看见了，觉得这位丞相大人老来糊涂，菊花依枝不落，怎会有“满地金”的现象？于是提笔续了两句：“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。”于是王安石把他降职去当黄州团练副使，才知道天底下竟也有秋天落花，“满地铺金”的菊花品种。根据宋朝以后的笔记小品，这则文坛佳话却是发生在王安石和欧阳修之间，王安石还叹息道：“是定不知《楚辞》‘夕餐秋菊之落英’，欧九不学之过也！”这些大概属于士人间或民间的传闻，都用一种草木经代替诗之为诗的诗经，忽略了激荡于《楚辞》的字里行间那股生命体验的奇气了。

诗是很不安分的文体，诗性越轨，不越轨不足以言诗。它往往在非常规化的语言策略中，注入诗人的世界感觉和生命感觉。杜甫《秋兴八首》中有一个奇对：“香稻啄残鹦鹉粒，碧梧栖老凤凰枝。”一般的散文句子通常采用“主语———动词谓语———宾语”的语法结构，但是这里却采取倒装法，把主、宾、动、状各种词格打乱而重新组接，造成了强烈的错综感、动荡感、陌生感，也就是对世界和生命的别人未曾达到、也很难重复的特殊感觉。前人已领会到，这种倒装是用鹦鹉、凤凰来形容香稻、梧桐之美，“非实事也。若云‘鹦鹉啄余香稻粒，凤凰栖老碧梧枝’，则实有凤凰、鹦鹉矣。”这就是说，它写的是一种内在的、心灵的真实，而不是外在的客体的存在。它是生命对世界的一种感觉形式。